陶幂的话引起了陈康杰的注意，在吃完饭回学校的路上，陈康杰都在思考这个问題，到底是什么使得我们的社会募捐数量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陶幂说到了一个关键点，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才开始了短短二十來年，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的还不够高，虽然说改革开放之后在历史契机的促使下，我们已经产生了一批企业家，然而，这些企业的规模还不够大，换句话说就是这些老板还不够富裕，再加上国家的贷款政策主要是向国有企事业单位倾斜，他们就算有点闲钱，那也要投入到企业的扩张方面去。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际上，经济基础不但决定上层建筑，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意识，在整个社会还不够富裕情况下，要求大家普遍拥有博爱的意识，是不切合实际的，国人穷了那么多年，实在是穷怕了，现在生活好了一点，有了一点点钱，怎么可能就大大方方的做贡献。

　　再者说，当前的体制下，就算有人愿意捐钱，可以让他们放心的途径也很有限，目前建立起來的慈善基金会几乎都是公家的，很缺乏透明度，假如捐赠者都不知道自己拿出來的钱最终会用到什么地方，他们又怎么可能让自己的爱心得到放心的寄托。

　　全社会的公益和惠他意识要全面建立，看來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不但需要整体经济的大幅度前进，还需要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及公民意识的普及，只有大家在潜意识中对社会有积极认识，积累起了利己利他的博爱意识，才有可能让包括教育在内的公益事业获得全社会的帮助和扶持。

　　同时，陈康杰也想到了自己捐出去的那些钱到底是不是真的全部都用到了该用的地方，他每年通过下面三个基金会捐出去的钱有上百亿，使用的范围覆盖了全国十几二十个省份，虽然，他经常都会查看基金会报上來的报告，但是除了省内的项目他了解得比较详细之外，省外的项目他就几乎沒有实地查看过。

　　以前黄振华还沒有调走之前，陈康杰就说要找个机会好好实地查探了解一番，那时候黄振华还答应，只要发现问題，就处理到底，这几年过去了，陈康杰由于事情多，总是受到各种各样俗务的牵绊，一直沒能将自己的设想付诸实施。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陈康杰暗下决心，抽个时间，还是好好去走一走转一转，尽管他老早就知道，国内的资金使用不可能百分之百用于最需要的基层，可如果偏差太大的话，就完全不符合他的初衷了。

　　跟着回到学校打了个圈，陈康杰就离开了，又回到他的办公室处理各种各样堆积起來的工作，至于有关接下來二十五万大单的事情，就由陶幂去找左维生汇报，反正钱要下个星期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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