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敢于抵抗的武装力量，以解放全中国。

　　在这种情势下，谁都知道国民政府已经是走到穷途末路了，斯德哥尔摩在这个时候达成在中国问题上的统一意见，也不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情。

　　向维克托简单介绍了一下斯德哥尔摩传回来的最新情报，麦基宁才将情报的原本递过来，并说道：“与情报分析部门此前所做处的分析一致，奥斯丁·安登的确对美国抱有很大的恶感，由此，他也对美国所支持的中国国民政府颇为反感，他在提交最近写给高罗士的信函中，甚至采用了北平对国民政府的称呼方式。”

　　“哦？”维克托翻看着文件的原件，轻笑着哼了一声。

　　高罗士就是指的瑞典现任的驻华大使伊凡·高罗士，当然，他这个驻华大使是驻南京的大使，也就是派驻在国民政府那一边的大使。至于说北平方面对国民政府的称呼，显然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了，作为瑞典现任的外交大臣，奥斯丁·安登在信函中用“国民党反动派”这个词来称呼国民政府，其立场如何自然是清晰可见的了。

　　情报的原本是由数封信组成的，其中既有安登写给首相古斯塔夫·斯帕勒的信，也有安登与高罗士之间的往来通信，而且，后两者之间的通信占据着绝大多数。

　　结合信件书写的日期和内容，不难看出一点，那就是从三月份开始，作为瑞典外交大臣的安登，便要求高罗士尝试着与北平方面建立联系，询问斯德哥尔摩与北平建交的可能性，而在两人往来的最后一封信中，高罗士提到，北平方面已经对两国建交的问题给出了答复：只要斯德哥尔摩与南京断绝了外交关系，北平便愿意同瑞典讨论建交的问题。

　　在维克托前世的时候，从二战结束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苏联解体之前，瑞典与中国的关系都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等到苏联一解体，斯德哥尔摩的外交政策便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而到了维克托重生前夕，瑞典与中国的关系几乎是降到了冰点，瑞典国内的反华情绪高涨，其政府的外交立场，也是以反华为主的。

　　在维克托看来，瑞典的对华政策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归根结底就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没有了来自苏联的威胁，瑞典在地缘政治利益问题上，就根本不用考虑中国的立场了，再加上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被斯德哥尔摩看作是对欧洲的“入侵”，因此，双边关系趋于冷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瑞典人引以为傲的大型企业集团，无一例外的受到了中国企业的挑战。不管是华为在5G领域对爱立信的碾压，还是吉利对沃尔沃的收购，亦或是海尔将伊拉克斯踹下全球排行老大的宝座，都等于是在踩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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