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实的，甚至是诬陷性的举报，都不用付出什么代价，他们的举报行为毫无成本可言，这也就使得“举报”这种行为本身，成为了无代价却潜在收益丰厚的举措，所谓：“不管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举报者所怀有的心态就是这样的。

　　当然，这样的问题之所以始终存在，是与联盟国内的整体政治氛围息息相关的，也与联盟始终将“斗争”放在首位有关联——莫斯科的决策层始终认为联盟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威胁，始终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始终认为西方国家对联盟的渗透和瓦解正在进行，因此，联盟不仅“外紧”，同时内部也很紧，而发动群众对可疑分子进行举报，显然是保持内部稳定的重要举措之一，为此，联盟是不可能给举报行为设置一个底线的。

　　进入联盟的核心决策层也有一点时间了，维克托对很多联盟内部的问题，尤其是宏观的、战略性的问题，也有了自己的见解，因此，他非常的清楚，某些看上去很是微不足道的社会问题，很可能都是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密切相连的。

　　考虑到联盟对国家外部环境的整体走向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改变，也有就是说，莫斯科核心决策层在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估问题上，短期内不会出现放松的心态，因此，联盟内部这种政治紧张的氛围，估计也不会出现向好的局面，而大清洗时期的政治陋习沉渣泛起，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无法避免的。

　　一旦大清洗时期的政治陋习沉渣泛起，那么它就会被某些人利用，就会成为某些政治力量用来打击对手和政敌的工具。

　　就拿什基里亚托夫所说的举报这一点来说，维克托可以确定，在过去四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监察委员会受到了四十四份有关列宁格勒的举报，那么其它地方呢？比如莫斯科，恐怕有关莫斯科的举报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吧？

　　如果什基里亚托夫将全联盟范围内每个地方的举报数据都拿出来，一股脑摆在斯大林同志的面前，摆在所有人的面前，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包括列宁格勒在内，全联盟任何一个地方的举报数据都不会过于的“亮眼”，总体来说，它们会处在一个均衡的状态下。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什基里亚托夫并不会将全部的数据都拿出来，他只拿出来一个列宁格勒的数据，于是，在缺乏对比的情况下，四十四份举报的数据，自然就显得很扎眼了。最关键的一点是，目前列宁格勒出了岔子，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内的莫斯科领导核心，正处在怒火爆发的边缘，再加上日丹诺夫同志病重，没有人能替列宁格勒说话，所以，什基里亚托夫赶在这个时候将问题丢出来，自然而然的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列宁格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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