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是检察系统亦或是法院系统，乃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监察委员会，都是联盟的内部机构，从某种意义说，这些机构的存在，都是为了保证联盟的安全与稳定，维护联盟社会秩序的。

　　联盟的部门与部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对立关系的，充其量是职权上的制约关系，而不可能出现你来我往的对立乃至敌对关系，敌对从根本上说，属于一种情绪，而情绪是专属于人的，一个部门则没有情绪可言。

　　在正常的机构体系内，这些部门都应该是一种相互配合的关系，就像萨福诺夫他们所提出的“法制”理论，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罢，都没有参与司法的权力，他们的调查权、逮捕权，都应该受到约束，而给与他们约束的部门，就是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

　　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掌握着司法权，他们有权判定某人的罪行是否成立，给其什么样的判罚，但是却没有权力去执行调查和逮捕等行为。

　　因此，从程序上来说，这就是一种分权，是一种制约的机制，它能保证司法不受，至少是少受认为因素的干扰，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证联盟司法体系的公正性。

　　只有这种司法体系建立健全了，人们才能有安全感，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才不出现某种基于人为而造成的政治性灾难，就像战争那几年所出现的混乱一样。

　　从根本上说，尽管内战在二十年代初就结束了，但联盟在对德战争爆发之前的那十几年时间里，其实一直都没有稳定过，尤其是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动荡的环境下，各种思想激烈的碰撞，导致了一系列惨烈政治斗争的出现。

　　按照维克托前世那些流行的说法，大清洗就是斯大林同志为了铲除异己、肃清反对派而搞出来的政治迫害运动，曾几何时，维克托也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重生之后，尤其是在成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实际掌控者之后，他能接触到联盟几乎所有的封存档案，因此，也对真正的历史事实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从联盟现在的档案材料看，布尔什维克党内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从列宁时期便已经存在了。在1918年的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刚刚掌握了政权的俄共就险些分崩离析，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同志所做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政治报告，遭到了托洛茨基派的激烈反对，最终的票选情况，是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按照三分之二赞成才能通过的原则，列宁同志的报告只能算是勉强获得通过。

　　随后的几次代表大会，这种与反对派的斗争也从没停止过，包括与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等人的斗争，包括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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