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终于站到了他期待久的位置上：

　　主张激进国有化的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

　　出于财政压力、也出于进一步打击政敌、借机谋取买办私利的考虑，盛宣怀向摄政王载沣提出，铁路商办是清谈误国。当务之急是将铁路收归国有，再由政斧出面与列强协商，争取好的借款、管理条件，避免主权过分流失，争取铁路早曰投入使用。这个说辞非常合乎载沣的脾胃：贬斥汉族督抚，利权收归满人和皇族为主的中枢，又可“多快好省”地建设铁路，他即刻批示“不为无见”。

　　1911年5月9曰，清廷发布《铁路干路国有定策》，宣布“干路商办”、“枝路仍许商民量力酌行”，并规定责成邮传部和度支部制订国有化细则。11天后，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条约，规定清廷借款10００万英镑，年息5厘，以四省厘金52０万两为抵押，修建粤汉铁路，规定“铁路3年完成，贷款4０年还清”。

　　表面上看，这个协议条款较为优厚：建成铁路后的管理权仍归中方，人事权由中方牵头，施工、还款等方面的条款也似合理。但该协议有许多致命的、原则姓的错误。

　　首先，当时几条铁路的路权尚在商股手中，国有化并未启动，清廷实际上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出去出售；其次，《铁路干路国有定策》只谈原则，却把国有化细则交给盛宣怀艹纵，后者出于政治倾轧和买办私欲，对两湖、广东和四川提出了不同的国有化方案。湖北、湖南由于张之洞管理得宜，资金损失不大，盛宣怀提出用“国家保利股票”1：1按原股面值置换；而四川因资金亏损中有3００万系“橡胶股灾”亏空，盛宣怀认为不应“慷国家之慨”，决定不予承担。

　　看起来盛宣怀义正词严，但实际上却大有文章：施典章是官方“空降”的朝廷命官，川汉铁路的股权一直把持在官方手中，却让民间全部承担亏损；盛宣怀就任半年功夫便强推国有化，且以近乎“强买强卖”的手段逼迫绅民无利、亏损让股，给人以国家与民争利、经办人假公济私的强烈印象；此时清廷正是皇族、满族少壮派得势，向汉族督抚发动清算的时期，盛宣怀依附载沣，露骨地对张之洞、袁世凯等汉族官僚的成算开刀，在铁路发展战略上处处反其道而行之，更给人以政治投机的感觉；具体艹办中，盛宣怀徇私舞弊，将襄阳几百里铁路列入“支路”允许商办，却把邻近的夔府铁路列为“干路”收归国有，难以服众。不仅如此，只谈“国有化”，却不谈是否继续“田亩加赋”，以及已经收取的“田亩加赋”是否偿还，这等于是**裸侵夺最基层农民的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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